蒙 培 元 先 生 小 传
仁博士
    
     蒙培元先生，1938年2月9日生于六盘山下甘肃庄浪。其家兄弟姊妹共五人，而先生行三。上有二位兄长，下有一弟一妹。除二哥业已故去，现皆在新疆石河子或务农或务工。先生1957年由天水高中毕业而考取北京大学。第一年，尝从事于理科学习，后由于身体原因转至哲学系。至1963年本科毕业，因家贫，先生欲从事于工作，而系里劝其继续深造。遂考取冯友兰先生的研究生而师事之，直至1966年毕业。因当时政治形势，未予分配。至1968年大串联停止，复课闹革命，先生被分配至天津教中学，于政治、语文、历史、数学诸科目皆尝教之。是时，先生已在北京成家。直至1979年改革以后，方得以由津返京。起初，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，第二年(1980年)，转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，得以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工作。自此，先生以二十几年攒积之学力发而为著述，一发而不可收。1984年，《理学的演变》出版，1989年，《理学范畴系统》出版，1990年，《中国心性论》出版，1993年，《中国哲学主体思维》出版，1998年，《心灵境界与超越》出版。八十年代以后，所发表论文百余篇。迄今著述不辍（正在撰写“情感哲学”一书）。
     先生生于一农民家庭。父亲系一农村知识分子，尝就读于兰州高级师范学校， 做过中、小学教员，生性耿直。于先生之耳濡目染可谓深矣。于传统文化、于国学，盖发蒙于此。高中时，先生进而对中国哲学发生了兴趣。偶尔于报纸上见到冯友兰先生的文章，不禁歆羡之。在北大哲学系本科期间，进一步根据自己的兴趣，于中国哲学多有涉猎。后终因系里支持考取冯先生的研究生，得偿所愿。冯先生要求学生从头读书以打好基础，列了一份详细的书目让学生自学。并要求首先克服学习上的拦路虎—古代汉语，切忌望文生义。其次，要悠游涵泳，勿急功近利，所谓“读书百遍，其意自见”。先生于此得益颇深。冯先生鼓励学生独立思考、提出自己的看法，只要持之有故、言之成理。是时，研究生每月领一点津贴，先生遂用它在琉璃场、西单、东单等地购置了一些当时不易找到资料的线装书。后要分配至津，以为自己的学业亦至此终结，兼之家中困顿，决定用它来换一些钱。提至西单，只允以废纸卖，论斤称，每斤只几分钱，也不济事，又提了回来，到津后就随身携带过去。是时，一方面要因“修正主义的苗子”而遭审查、改造，另一方面又要管好学生，使课程能够继续下去。至晚间及休息日闲暇时，旧日的线装书也就派上了用场，可以静下心来慢慢地读。此时，也不可能有什么急功近利的想法，冯先生所说的悠游涵泳正在另一种意义上得以实现。现在说来轻松，当时先生既比不上所谓逍遥派，也就不能耳不闻窗外事，而只读圣贤书，平时诸般事务缠身，能偷闲静心，着实不易。如此，冷板凳一坐十一年，先生对于古代典籍熟悉之信心也就树立于斯了，可以得于心而应于手。先生自谓如今治学术之力多仰仗于此十一年，也每每庆幸那些线装书未在口腹狼狈之时匆匆处理掉。
     经过如此一番辗转，国家、个人生活亦趋于安定，终得以安心治学。先生之治中国哲学大概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：一、发端于宋明理学，理清理学发展脉络，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学说之内在矛盾出发，澄清了传统研究者立说之偏颇处，同时，揭示理学范畴系统—正因为传统哲学不强调概念、范畴的明晰性，这项工作益发显出其必要性、艰巨性；二、由理学心性论转而至于综观中国心性论，于儒、释、道三家说明其中一贯性及各自发展特征；三、指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—主体思维，主体一词虽源于西方，但这里自有其独特意义在，若以西方主、客对立去理解，难免谬之千里；四、归结为心灵、境界问题，指出中国哲学之心灵哲学特征，最终把我们的“安身立命”之地安置在心灵境界中。先生之学，存乎其文，我这里想要说明的只是一些想要解决的问题。泛泛地说，就是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。首先，应该肯定的是，现代化并不能摈弃传统，生于斯、长于斯，并不是想回避就可以回避了的。其次，应该肯定的是，传统文化有其生命力，所谓的心灵、情感、道德乃至于终极关怀，是人类永恒的主题，这正是我们传统哲学的核心，而在现代化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下，这些问题并非无足轻重，而是更迫切了。最终，就是一个怎样讲的问题。就传统本身来讲，缺乏西方那种科学理性、功利主义的精神，确实有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地方，这并不是比附或跟着西方某一家、一派哲学讲就可以解决的问题—康德也好，现象学、存在主义、后现代主义也好，它们有它们的传统与问题，我们有我们的传统与问题，我们只有立足在我们的立场上一步步提出并澄清我们自己的问题，才能使传统与现代化正常接轨。首先，发掘传统的核心内容—心灵、情感问题，这些远不是讲得太多，而更要接着讲，赋予新意义，解决新问题。再者，认清我们的缺憾，如缺乏科学理性精神，这是人们长期以来即已关注但现在看来并未能理想地解决的问题，也同样要求我们回到传统中去思考，打破心灵整体性的绝对主义与内向性的封闭主义，使之变得更加开放，这需要长时间的探索。这也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的，我们讲中国哲学要接着讲，而不是照着讲，这接着讲并非用笔墨去讲，而是要用生命去讲。
     我师从于先生也有六年多了，先生对于学生之训诫不可谓不严，但从未要求我们具体怎么做、怎么说，不过存诸各人之领悟、之体会罢了。对我们从不苛责，以为年轻人应具有年轻人的活力。先生年轻时喜好运动，特别是羽毛球，至今言起，亦常有得色，以为可以放手一搏。如今，年岁渐长，唯喜欢散散步，每苦于没有一个静谧、优雅的环境，可以静思、可以遐想、亦可以什么也不想而一任步之所之。聆听先生之教诲亦不可谓不多，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这样两次。一次，试逢炎夏，于先生拥挤的书房拥坐一室，阳台门窗洞开亦觉沉闷。适时，两只燕子至檐下凑趣儿，嘤嘤相戏，先生停下来，面现童心之趣而视，啧啧称奇。旋即，燕子飞去，顿觉满室清凉。又一次，讲王夫之，逢先生遭胃疾，勉力而讲，至诚意，先生面目凝重，只听到一遥远、陌生而又从生命底层发出的声音在振荡，其内容，亦大半忘却了，但其神态、语气则永足以铭心刻骨。这里，我不想过多的置词，说赤子之心也好，说生意也好，说心灵境界也好，我想这才是先生谈心灵、说情感、究人生之终极关怀之真谛之所在吧。